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方面，要从制度建设着眼，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高质量科技要素向企业集聚，构建体系化全局性科技发展新格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完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改善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促进供给和需求有效对接，把潜在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释放出来。
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要在立破并举中推动科技创新。供给满足需求，又创造需求。越是面临复杂形势和不确定因素，越要坚持系统观念，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要促进数据、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汇聚，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高产业价值链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更好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求。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孙华玉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进入专题： 高质量供给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推动供给结构升级的关键力量。尽管有人担心我国地方政府还存在较大规模的隐性债务，可能会提升中国政府真实的杠杆率水平，但即使将城投公司的全部有息债务都算上，城投公司的全部有息债务也不过60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50%，加上后仍是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估算，中国政府部门持有的净资产占全部国民财富的三成左右，私人部门持有另外的七成。更进一步说，只要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速，财政赤字增长的负面作用非常有限。不断下降的预算内收入掣肘了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而央行在2022年上缴了一万余亿元利润后，对商业银行的补贴能力也有所减弱。
在此之外，2022年央行再度重启了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简称PSL）操作，向政策性银行净投放五千多亿元用于支持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也在下降。在利率市场化且美联储持续加息的环境下，存款利率很难再有大幅下降，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较低水平。随着房地产交易量下降和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因此，贷款利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
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是其GDP的2.5倍，且日本已经连续30年没有经济增长，但日本仍然没有出现过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关键就在于内债的性质。几乎所有的财政政策工具都是直达的。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数据，近三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共上升了26.6个百分点，从2019年末的246.6%上升至2022年末的273.2%。再次，当前私人部门杠杆率只是上升幅度下降，债务规模仍是增长的。
因此，在政府加杠杆的过程中，如果能有适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与之配合，则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为快速拉动经济回到潜在增速，财政政策需要继续发力，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优化宏观杠杆率结构。
财政出资是项目的资本金，用来抵御和吸收贷款违约的风险，而央行的资金可以起到数倍的放大杠杆效果。贷款利率和经济预期增速都在下行，银行存款利息成本并没有太多下行空间。
政府加杠杆的过程应强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但企业部门并没有增加投资意愿。我国政府部门的债务几乎全是内债，外债仅几千亿美元，且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规模很小。但央行只是通过资产负债关系来创造信用，没有外部的资金来源。除债务规模较低之外，中国政府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最主要的区别是政府部门有相当规模的净资产。202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2%，主要工业国家则基本都达到了80%以上，而金融周期规律一般都是在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时才更为显著。
而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其调节空间较大且更具有结构性特征。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中国政府的全部债务以内债为主，风险程度远低于外债。一般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与经济周期具有紧密联系，经济增速较低的时候很难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速。
我国宏观杠杆率的结构性分化非常明显，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增长较为缓慢，私人部门有主动去杠杆的趋势。再次，财政政策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投资支出结构等方面都能起到更好的调结构效果，更有利于支持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在疫情后，美国提出了诸如主街贷款项目（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共同建立一个特殊目的主体的方式，为特定领域的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更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成功之后，其所在地迅速形成了相关产业的集聚。
这种集聚，并非政府有意规划园区的结果，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自发形成的。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慈善、公益领域，比直接的财富转移更有效的是以商业的方式从事公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如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得不到合法保护，民营企业就不可能有长久的信心。如何理解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促进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应从哪些层面发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笔者结合地方调研情况，做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和阐释。
结合温州经济结构特点可以发现，其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政策较为成功，尤其是新电商迅速发展，与温州自身产业链基础有密切关系：一是温州优势产业商品（鞋业、服装、小五金等）便于长途运输，符合电商发展特性，其供应链渠道完善，渗透力强劲。温州结合自身电商发展迭代趋势，提出锚定新电商新风口新赛道的目标，将发展新电商作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其过程最初往往是个别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具有商业头脑，叠加多种利好因素创业成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这种创业示范，是民营企业特有的，而且在集聚范围内产生了共同富裕效应。近年来，温州将数字经济发展列为一号工程，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产业数字化的措施，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等模式，大力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民营经济的健康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现有每一家民营企业都会获得健康高质量发展。然而，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基础投入大，回报期长，政府财政的力量往往有限。
进入新发展阶段，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预期不稳、公平竞争制度环境不够健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被期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等。具体而言，温州深挖轻工制造业潜力，邀请头部主播为本土鞋服、食品、农特等产品带货。
